春秋伊始，礼崩乐坏，夏商西周以来音乐体系具有的审美-政治-宗教的整合内蕴开始变化，变得与政治和宗教无关而只有享乐的意义。
礼崩乐坏
音乐成为纯粹的享乐物品
春秋以来的仁人志士，臧哀伯、魏绛、医和、屠蒯、晏子、子产、单穆公、伶州鸠，更有孔子，为保证音乐的传统整合性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但阻挡不了潮流，到战国时，以墨子《非乐》为标志，音乐体系完成了整个转型，被视为享乐的含义。孟子在音乐定性上与墨子完全相同，显示了儒家对这一时代共识的认同。
与战国相关的文献中，音乐基本是与饮食、服饰、黄金、宝马、美人并列在一起，成为纯粹的享乐物品。战国后期，荀子在承认音乐为满足人欲望的享乐品基础上，从政治秩序出发，提出要按照政治等级来对音乐的享受进行规范，要把音乐纳入制度用乐的新礼制中。音乐本身仍是享乐，只是享乐要依政治等级划出高低。所谓的“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
在春秋战国的文化演变中，琴瑟因其本有的传统内蕴和复杂历史而显出了比其他任何乐器更为复杂多样的特点，主要体现为：第一，琴瑟被按照音响性质进行归类，如《荀子·礼论》里“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在音乐为养耳的愉快上，琴瑟常与笙竽相连，形成“竽瑟”这一固定词汇。《战国策·齐策一》讲齐地之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踏踘者”。在享乐性质上，琴瑟与其他乐器和享乐方式没有不同。第二，琴瑟毕竟有过复杂的历史，因此，琴瑟在主流意识和普遍意识对音乐的一般定位基础上，有更丰富的表现。
当各种乐器都在音响规律中重新定位之时，各类弹拨弦乐在演变中走向交互关联，同时作为弦乐的琴、瑟、筝、筑也被关联在一起，筑被牛陇菲称为“先秦古琴”系列。从乐律演进看，筑在当时还领先一步，在这一意义上，荆轲击筑而歌的易水之别，内蕴的也是琴瑟丰富内容中的一面。也许正因为琴瑟内蕴着丰富的传统和历史内容，在春秋战国时代音乐整体都在意义流失中载沉载浮时，琴瑟显出了自己的独特亮点。其在春秋战国秦汉演变中，呈现为两条相互关联又完全不同的路向：性爱的挑逗深情和哲学的宇宙厚蕴。
路向一
赵女们擅长琴瑟美冠天下
先讲第一条路向。春秋中期，卫灵公在濮水边听到桑间的琴声，在与晋平公、师涓、师旷的讨论中，将其定性为商纣时的靡靡之音。而这种琴音又有地域文化的基础，即《汉书·地理志下》讲的“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从历史上讲，这一地域音乐与颛顼以来的高禖文化紧密相关。斯维至说：“我国古代东方沿海一带，自燕、齐、鲁、鄘、卫、陈、郑以及楚诸国，都是以桑林为社，甚至可以说这一区域是桑林文化区。”
五帝时代的高禖之风，经夏商两代的压制规训而在商末殷纣的动乱腐败时代有一次大的复兴，又经西周三百年的压制规训之后在春秋的动乱年代再次开始以郑卫为先导而复出，形成了孔子等人坚决反对的“郑声”，稍讲全点儿，叫郑卫之音，称为“桑间濮上之音”则点到了本质。
这一类型的音乐，由郑卫引领，很快扩至郑、卫、宋、晋、秦、楚多地。特别到战国时代，赵国邯郸在地理上处于秦在西、燕在北、齐在东、魏在南的中央位置；物产上，处于《史记·货殖列传》中天下物产四大区的中央，成为繁华大都市，郑卫之音在这里铸型为以“邯郸倡”为符号的赵女文化。《盐铁论·通有》说：“赵、中山带大河，纂四通神衢，当天下之蹊，商贾错于路，诸侯交于道；然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务本，田畴不修，男女矜饰，家无斗筲，鸣琴在室。”琴瑟成为赵女美冠天下的重要构件之一。
由郑声到赵女，完成了琴瑟于春秋战国秦汉在这一方面的演进。赵女们“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史记·货殖列传》）形成从战国到秦汉的一大文化特色。战国时期，赵王迁之母、秦王政之母皆为美丽赵女。《汉书·外戚传》提到的西汉后宫女性53人，有姓名的32人，作传的25人，提到受过宠幸的19人，19人中有15人是赵女。还有诸侯王和大臣的家中也晃动着赵女的丽影。而擅长琴瑟以琴动人是赵女们的重要元素，《史记·万石张叔列传》中，刘邦与项羽作战，当地小官赵人万石接待，其姐“能鼓琴”，迷住了刘邦，被刘邦收为己用。《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里，汉文帝的慎夫人让文帝喜欢，其“鼓琴”必不可少。汉宣帝的重臣杨恽的夫人“赵女也，雅善鼓瑟”。（《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在赵女的形成、发展、光耀中，琴与性的吸引和魅诱，琴与情的穿透与深厚，交织在一起，演出了司马相如以琴求爱、赵飞燕用名为凤凰的宝琴增加魅力、秦嘉夫妇以琴体现忠贞等等佳话。琴在这一路上的文化定型，一直有巨大影响，《西厢记》中的“琴挑”也是此传统在后世的一次美丽闪亮。
路向二
与诗一道运行在文化的高位上
再讲第二条路向。春秋以来的文化转型，一个重大的特点，是在文化整体中，乐的地位下移（从宗教-哲学-政治核心移向享乐）和文的地位上升（由乐的附庸变为宗教-哲学-政治中的核心）。这两方面的合力使琴瑟有了与其他所有乐器不同的表现。在第一个方面即乐的下移中，琴瑟一方面随着乐的整体一道有下移之势，另一方面又有努力保持高位之新向。在《论语》中，琴瑟只出现了两次，两次都关联着保持高位的新向。一是《先进》中，曾点鼓瑟，表达自己的高尚情怀。二是《阳货》中，子游以弦歌进行社会教化。朱熹注：“弦，琴瑟也。”歌是对文学之诗的音乐化。音乐化用琴瑟，就与第二个方面关联了起来，在文走向高位之时，弦歌把琴瑟与诗连在一起，对保持琴的高位起了重大作用，《史记·孔子世家》曰：“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这里的实际作用，是琴瑟因与诗的一体，而与诗一道运行在文化的高位上。
除了这两点之外，还有一点对琴瑟的高位同样重要，就是在乐律的演进中，琴弦与数理的关联最为紧密，在曾侯乙编钟里，琴用作定音器。
在从春秋到秦汉的文化转型中，无论具体的音乐地位怎么下移，乐律是一直保持高位的。琴瑟，因有三方面的关联，文、律以及高禖中深情的一面，而在整个乐的地位下移中，彰显了一种独特的地位。这主要从两方面透露出来，一是国君士人用琴瑟来象征自己品味，东边的齐国有驺忌用鼓琴的方式见齐威王，得到了重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西边的秦国，秦昭王与左右讨论政事，中期却玩着琴，觉得该讲点儿什么就“推琴而对”。（《战国策·秦策四》）中部诸国，赵王好音善瑟，声名在外，于是有了与秦王相见时被令鼓瑟的故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在魏国，上演过“师经鼓琴，魏文侯起舞”（刘向《说苑·君道》）的场景。二是琴瑟成为士人品性的象征之物。《礼记·曲礼上》有“先生书策琴瑟在前”，《礼记·曲礼下》有“士无故不彻琴瑟”。
在春秋战国秦汉的文化转型中，琴瑟在音乐整体的向下移位中载沉载浮，显出了多种流向，又终于在多种流向上下浮沉的旋涡中升腾了起来，进入到天道的高位并成为君子的品味。这一升腾主要是在汉代完成的。
【节选自《中国远古之美》，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
（作者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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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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