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文创作严格依托历史事实展开，对部分细节与对话进行了文学性加工处理。但情节与人物对话均为艺术演绎，并在秉持对史实高度尊重的原则下股票配资成本，致力于精准还原特定时代背景下人物的命运走向与整体时代氛围。
1951年深秋。
沈阳的雨下了整整一天，到了傍晚不但没有停的意思，反而越下越大。雨点砸在街面的青石板上，溅起一片白雾。街上的行人早就散了，偶尔有一两个裹着破棉袄的汉子缩着脖子从屋檐下跑过，带起一路泥水。
刘其昌站在北市场附近一条巷口的屋檐下，背靠着湿漉漉的砖墙，把脖子往衣领里缩了缩。他穿着一件灰不溜秋的棉大衣，袖口磨得起了毛边，领子上还沾着几天前的油渍。脚上那双布鞋早就被雨水浸透了，脚趾冻得发麻。
他在躲雨，也在等机会。
来沈阳已经三天了，他身上带的钱花得差不多了，盘算着找找从前认识的熟人，看能不能寻个落脚的地方。可这年头，熟人未必靠得住，搞不好反倒把自己搭进去。
北京那场“镇反”运动闹得凶，他早就听说了。去年二月就开始抓人，特务、土匪、恶霸，一个接一个被揪出来。刘其昌心里清楚，自己虽然这些年没干什么事，但要往前查，他那点底子根本经不起折腾。东北抗日联军出来的，后来跟了日本人，再后来又跟了国民党——这履历要是被人翻出来，等着他的恐怕只有牢饭。
雨越下越大，巷口吹进来的风带着一股湿冷的寒气，他把棉大衣裹紧了又裹。
就在这时，从巷子深处走过来一个人。
那人打着一把黑色的油纸伞，步子不快不慢，踩在积水里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那人的身形看着有些眼熟，穿着军装，外面套着一件呢子大衣，领口的扣子系得规规矩矩，整个人收拾得干干净净，和屋檐下缩成一团的刘其昌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
刘其昌本能地往墙根退了退，想把脸遮一下。
那人走到巷口，脚步忽然顿了一下。
伞沿抬起来，露出一张四十来岁的脸。方脸浓眉，眼神精明，嘴角微微往下撇着，带着一种习惯了发号施令的人才有的表情。
刘其昌的瞳孔猛地一缩。
那张脸他太熟悉了。
脑袋里嗡的一声，像是被人兜头浇了一盆冰水。他想转过头，想把脸藏进衣领里，却觉得脖子像是僵住了，怎么也动不了。
那人也看到了他。两个人的目光在雨幕中撞上了，一瞬间那人嘴角的弧度微微变了一下，随即迅速收了回去，面无表情地转过身，撑着伞朝雨里走去，步子比刚才快了几分。
刘其昌靠着墙，胸口剧烈起伏着，心跳快得像打鼓。
程斌。
他做梦也没想到会在沈阳碰到这个人。
程斌，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杨靖宇身边最得力的助手。也是后来带着一百多号人投降日本人的那个程斌。围剿杨靖宇的那个程斌。杀害昔日战友的那个程斌。
他怎么会在这里？还穿着解放军的军装？
刘其昌靠在湿墙上，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雨水顺着屋檐滴下来，落在他的肩膀上，他也顾不上躲了。
一个念头在脑子里转了几圈。
用这个换条命，应该够了吧？
北京那边最近查得紧，“镇反运动”一茬接一茬地推进，公安机关正在大力搜捕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程斌混进了解放军队伍里，这事要是往上报，算不算立功？
可他又不敢。他知道自己身上的事情也够重，当年跟着程斌一起投敌的那些事，说起来都怕。要不是这些年东躲西藏，恐怕早就被收拾了。现在主动站出来举报，万一上面不认这个功，把他和程斌一并处理了怎么办？
他犹豫了一整天。
第二天，刘其昌终于打定了主意。与其像条野狗一样在外边躲一辈子，不如赌一把。他在沈阳公安部门门口来来回回走了十来趟，最后咬了咬牙，推门进去了。
“我知道一个人，”刘其昌坐在审讯室里，双手捏着膝盖，眼睛不敢抬起来，“害死杨靖宇的叛徒，他现在就在你们解放军队伍里。”
对面的审讯人员停下了手里的笔，抬起头盯着他。
“你说什么？”
“杨靖宇将军不是自杀的，”刘其昌吞了口唾沫，“害死他的人叫程斌，原来抗日联军一师的师长。现在这个人就在解放军里，就藏在队伍里。我昨天在街上亲眼看到了，他身上穿着你们的军装。”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钟。
审讯人员互相看了一眼，其中一个记录员已经开始飞快地在本子上写字。
“你确定没认错？”
“我就是从这个队伍里出来的，”刘其昌的声音低了下去，“程斌的样子我就是化成灰也认得。”
案子立刻就往上报了。从沈阳到北京，消息层层递上去。这件事不是小事，杨靖宇是什么人？东北抗联的旗帜人物。他的死因如果真的有隐情，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但这件事棘手。程斌这人不是普通干部，他是北京东城区军事管理委员会物资储备科的科长，级别不低。在没有拿到确凿证据之前，贸然动他，万一搞错了，后果谁担得起？
一封匿名检举信送到了北京公安局的案头。
检举信写得很简短，字迹潦草，但内容格外清楚：被检举人刘其昌，原东北抗日联军干部，后投靠日本特务机关。检举人声称此人掌握重要线索，涉及当年杨靖宇将军牺牲的内情。公安机关很快找到了刘其昌，将他带回审讯。
审讯室设在北京公安局的一间小办公室里。房间不大，摆着一张长桌和几把椅子，墙上贴着纪律条令。窗帘拉了一半，光线有些暗。
刘其昌坐在审讯椅上，双手放在膝盖上，老老实实地坐着。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坐在这类地方了，但他清楚，这次和以前不一样。
主审的人叫常振明，是北京公安局政保处的副处长，四十出头，干公安十几年了，什么案子都见过。他一开口不急不慢，语调不高，但每一句话都能把人钉在椅子上。
“刘其昌，你知道你现在的处境。你做过的事情，我们手头都有材料。现在我给你一个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把你知道的消息都说出来。如果有隐瞒，后果你自己清楚。”
审讯室里的灯管发出嗡嗡的声响。
刘其昌沉默了三秒钟。
“我知道出卖杨靖宇的叛徒是谁。”
他抬起头，声音不大但很清楚：“程斌。他现在就在你们的解放军队伍里。你们可能不知道，杨靖宇将军的死，他才是最大的责任。他带着一百多号人投降了日本，回去之后把他的老首长逼进了绝境。这些事，你们放档案里也查得到。”
常振明眉毛动了一下，不动声色地把手里的笔转到记录员面前，示意他记录。
“接着说。”
从那天开始，刘其昌的供述一页一页地填满了无数张审讯笔录。他把程斌叛变那天的每一个细节都翻了出来：程斌如何收拢部属、如何打死不肯投降的李刺苏、如何在夜色中拿着手枪逼着六十一人跟着他走出深山投靠了长岛工作队。
刘其昌当了多年特务，别的本事没有，记台词记细节的本领是一流的。他陈述程斌叛变的前前后后，时间、地点、人物，一个不落，甚至连哪些人当时说了什么话，他都学得有模有样。
“程斌投降那几天，我和其他人一起被逼着下山，”刘其昌低着头，“程斌怕底下人反悔，从他自己的机枪班里抽了人就守在咱们身后，明晃晃的枪口对着咱们……”
供述的每一句话都在加重程斌的罪行。刘其昌还翻出了更多的底牌：程斌投降日本人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摧毁抗联在深山老林里的秘密营地。那些隐蔽在山间的密营，是抗联战士赖以存活的根本，粮草弹药都藏在里面。程斌带着日军把七十多处密营全部给端了。
“抗联的补给他们最清楚。程斌知道哪些山沟能藏粮食，哪些老树林里有密道。他把这些东西一样一样地说给日本人听，日本人带着部队开进去，把抗联的家底都抄了个底儿掉。”刘其昌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几乎像是自言自语，“后来，杨靖宇的队伍就彻底被断了炊。”
常振明的手在记录本上飞快地写着，时不时抬头看一眼刘其昌的表情。凭经验和直觉，他知道这个人没在说谎。这些细节太真实了，不是随便编就能编出来的。
与此同时，北京那边也开始不动声色地往程斌身上调查。
程斌此时在北京的一切看起来都再正常不过。他每天早上七点准时出门，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去东城区的军管会上班。在单位里，他是个出了名的和善人。办公室里有人请假，他二话不说就替人顶班。食堂打饭的时候，他总是排在最后面，让大家先打。有时候遇上大扫除，这位物资储备科的科长挽起袖子就跟大家一起干活，一点官架子都没有。
小食堂里几个年轻干部围在一起吃饭的时候，程斌总是端着碗坐在角落里，听大家聊些家长里短，时不时插上一句，逗得大家发笑。他的人缘好得不像当过干部的人——倒更像是老早就在基层摸爬滚打的一把老手。
但这种和善下面，藏着另一套思维。
在军管会工作的这段时间，程斌一直在留心观察周围的形势。他每天早上最早到办公室，不是因为勤快，而是为了查看前一天有没有什么特殊文件被传阅过。他下班后最晚走，不是为了加班，而是为了留意哪些干部接触过他的人事档案。
他把自己伪装得太好了。
从表面上看，程斌的家庭生活也挑不出毛病。他娶了个本地姑娘，媳妇姓张，没什么文化，但人本分老实。他们住在东城区一条偏僻的胡同里，一间不大的平房，收拾得还算干净。家里没什么值钱的家当，最贵重的就是程斌保管的那辆旧自行车。
这个家，是程斌给自己捏的一个壳。
当年日军投降后，程斌的反应比谁都快。1945年8月，日本天皇发表停战诏书，消息传到了程斌驻扎的热河省。他在屋里来来回回走了几个钟头，终于拍板：立刻离开日军阵营。
当时日军溃败已成定局，那些给日本人当差的人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程斌没有慌，他抓了几个日军俘虏当作“投名状”，跑到国民党部队里去邀功请赏。程斌自我介绍说是抗日联军的干部，这些年为了“潜伏”才不得不跟日本人合作，现在解放了，终于可以归队了。
国民党那边也没怎么查，就把程斌收编了，还给了他一个副师长的位置。程斌在这边干得久了，手也越来越狠。他帮国民党打过不少仗，杀过不少解放军战士。
但这些事程斌从来不提起，他只选那些对自己有利的讲。
到了1949年，解放军就要开进北平了，局面彻底变了。程斌没有选择留在大陆当国民党残余，他趁着两军交战的混乱时期，秘密联系了解放军华北军区的一位干部，声称自己是东北抗联的老战士，当年因为战乱和部队失散，一直在民间隐姓埋名。
他表现得极其积极。解放军进城那天，程斌穿着干净的旧军装站在欢迎人群的前排，手里还举着一面小红旗，振臂高呼口号。周围的人都以为这是个对革命热情的归队老战士。
一个干部见到他的时候，程斌拍着胸脯说：“同志，我是抗联一军的老兵，跟杨靖宇将军打过仗。这些年我吃了不少苦，一直盼着归队。”
那个干部是个重感情的人，看程斌的样子，不像作伪，就信了。
就这样，杀害杨靖宇的叛徒，在解放军进城的欢呼声中，跟着队伍进入了北京城。
而如今，北京公安局的调查已经开始收网了。
负责这个案子的干部叫孙广明，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位老侦查员，干过地下工作，经验丰富。他接到刘其昌的供述材料后，花了三天时间把所有材料重新梳理了一遍。
根据刘其昌的供述，结合东北档案馆的抗联资料，孙广明发现刘其昌所说的和档案记录有不少吻合的地方。档案里记录了一件事：1938年至1940年间，由于叛徒出卖，杨靖宇部队接连遭受重大损失，部队从几百人削减到后来的三十多人。档案里虽然没有直接点出程斌的名字，但当时的各种情况都指向了他。
孙广明又花了两天时间查阅了程斌的社会关系人，核对他的历史履历。他注意到程斌的档案中有几处明显的时间空档——从1938年到1945年之间，他的工作履历几乎是空白的。一个自称“与部队失散”的人，怎么会连一点社会活动记录都没有？
他还专门派人去了东北，找了几个仍在世的抗联老战士，问了关于程斌的事。老战士的回答隐晦但意味深长：“程斌？他不是早就没了吗？”
这种话说出来，等于给程斌宣判了一半的死刑。
1951年4月末的一个早晨，北京东城区军管会的大院里，炊事班刚刚开始生火做早饭，炊烟从小厨房的烟囱里冒出来，飘散在灰蒙蒙的天光里。门卫班的战士换岗没多久，冷风从巷口灌进来，带着煤烟味和远处早点铺子的香气。
程斌这天到得比往常还早。他在办公室整理着上一季度的物资报表，文件摞得整整齐齐，钢笔插在桌上那个墨水瓶里，墨水瓶的瓶盖上还有昨晚上沾的墨迹没干。外面走廊里偶尔有人走过，脚步声不轻不重，和平时没什么两样。
就这时，军管会的大门被推开了。
不是普通的推门，是被人用蛮力猛地撞开的那种。
一辆墨绿色的军用吉普车停在大门口，六个穿军装的保卫干事飞快地跳下车来，快步走进楼里。他们的神色严肃，腰间别着手枪，动作利落到有些吓人。
楼里的勤杂人员正拿着拖把拖地，看见这群人进来愣住了。一个干事伸手拦住迎面走来的一个工作人员，问：“程斌的办公室怎么走？”
“二楼，右拐第二间……”
话没说完，干事们已经往楼梯口去了。
办公室里，程斌正低头看文件，听见走廊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他抬起头的一瞬间，门口已经出现了几个身穿军服的身影。
走在最前面的保卫干事叫张鸿彦。他没敲门，直接推门进去，目光笔直地盯着程斌：“程斌，奉上级命令，你涉嫌严重罪行，跟我们走一趟。”
这句话的语气公平得很，没有质问，没有呵斥，就是陈述一个事实。
程斌放下钢笔，钢笔在纸上蹭出一道墨痕。
他抬起头，脸上的表情先是愣住了几秒钟。那种发愣不是被吓的，而是一种早已有所准备的表情。他显然想过这一天会来，甚至可能已经想过很多次，只是没料到会这么突然。
但那也是短暂的。
程斌很快就恢复了常态，嘴角甚至微微弯了一下：“同志，搞错了吧？我一直在这儿工作，你们可以去调查。”
张鸿彦没接他的话，只简短地重复：“走吧，到了那里会给你说清楚的机会。”
程斌站起来，把椅子上搭的那件旧军装拿起来，慢慢地穿好，扣上扣子。他把桌上摊开的文件收拢，摞整齐，放到一边，像是在交代什么。最后拿起桌上的那个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把缸子放回原处。
从头到尾，动作慢条斯理的，甚至有些过分镇定。
走廊里，其他办公室的人听到了动静，纷纷探出头来看。有个女干事认出了程斌，惊讶地张着嘴，想说什么又没敢说。隔壁物资统计室的老张站在门口，手里还拿着算盘，嘴巴微张着，完全没反应过来。
程斌被带走的时候，脚步很稳，没有挣扎，也没有多说一句话。他跟在那几个保卫干事后面走过走廊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女同事正好端着搪瓷缸子接水回来，跟程斌差点擦肩而过。她没开口叫他的名字，只是在程斌从她身边走过的瞬间看见了那双眼睛。
那个女同事事后跟别人说，她看见了程斌眼里的东西。
那不是害怕，而是一种很深很沉的失落，像什么东西碎了之后，再也粘不回来的那种。
不久之后，消息在军管会的大院里传开了。起初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底细，后来消息渐渐走漏：程斌被带走不是因为经济问题或者工作失误，而是一桩缠绕了十几年的大案。杨靖宇将军的死，和他有关。
军管会院子里炸开了锅。
食堂里炊事班长老马提起程斌被抓的事，手里的锅铲啪嗒掉到地上：“哪个程斌？咱物资储备科那个程科长？不可能，他这个人平时太好相与了，一块儿共事快两年了，他哪像个坏人？”
旁边有人接话：“老马你别打岔，听说人家都把他的老底查出来了，当年在东北抗联的时候……”
老马把掉地上的锅铲捡起来，在围裙上擦干净，皱着眉头没吭声。
关于程斌的消息开始越传越玄乎。有人说他在东北杀过无数抗日联军战士，有人说他当年把杨靖宇将军的粮食补给全断了，有人说他甚至亲眼看着杨靖宇将军被杀害。
现在这些传言正在一步步接近事实。
程斌被带走那天，办公室桌上的搪瓷缸子里还有半缸没喝完的水。后来桌子和文件都被清理了，但那缸水一直没人碰。直到第三天，一个打扫卫生的女干事才把它倒了，正午的阳光穿过玻璃照在那个孤零零的搪瓷缸子上，照出一小圈光晕，看起来亮晶晶的，却让人心里发寒。
而那个举报了程斌的人——刘其昌，此刻正坐在公安局的审讯室里，继续向审问人员交代着那些年的事。
审问记录一页页增厚，程斌的罪行像一团被雪藏已久的黑雾，慢慢散开来。
1938年夏天，本溪山岭上到处是茂密的柞木和落叶松，层层叠叠的树冠把天空遮蔽得只剩零星的光斑。山风吹过来，树叶哗哗作响，透着一种令人喘不过气来的闷热。
程斌已经在山上待了整整快一个月了。
他的队伍被日军逼进了本溪境内的最深处。粮食见底了，弹药也不多了。更糟糕的是，师部和总司令部彻底断了联系，派出去联系的人去了半个月，连个人影都没回来。
东北抗联第一军第一师是抗联序列里最能打的队伍之一。抗联第一路军成立于1936年，杨靖宇担任总司令兼政委，第一军和第二军合并，全军加起来有几千号人。第一师又是第一军的主力，程斌能当上这个师长，靠的是实打实的军功。他个子不高，瘦而结实，打仗出了名的不要命。在东北这些年，他打过无数次仗，杀过的鬼子少说有好几十，在中朝边境一带名气不小。
九一八事变那年他刚十九岁，还是个在长春钟表店里学手艺的小学徒。事变之后不久，他放下手里的锉刀和零件，头都不回地报名参加了义勇军。后来几经辗转，他加入了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那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是东北抗联的前身之一。在队伍里他表现突出，脑子活、作战勇敢，很快就入了党，当上了排长、连长、营长，一路升上来，最后到了师长。
杨靖宇很看重程斌。他比程斌大几岁，在程斌眼里像大哥，又像导师。每次程斌作战的事迹报到司令部，杨靖宇总是格外欣慰，甚至还特意写了一首诗送给程斌，里头有一句大概是说“好儿男志在四方，功成他日共举觞”，调子写得挺高，可惜那诗后来谁都没能留下来，随着那些散掉的档案一起丢了。
有一次行军途中，杨靖宇和程斌并肩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杨靖宇问他：“程斌，你觉着咱们还要打多久？”程斌想了想说：“敌人不会轻易放过咱们，只怕还要三五年。”杨靖宇没吭声，过了一会儿才轻轻地说了一句：“三五十年也打。”
程斌当时听了这句话，只觉得热血往头顶上涌，他在心里暗暗发誓：跟着这样的首长干一辈子，值。
谁能想到，还不到两年，誓言就碎了一地。
1938年春天开始，日军调集了大批兵力，对东北抗联发动了大扫荡。这次扫荡的关键在于——日本人换了一种打法。过去他们打抗联，靠的是蛮力和人海战术，效果不好。这次他们派出了一个特殊的队伍，叫“长岛工作班”。
长岛工作班是以当时驻扎在通化的日本宪兵队长长岛玉次郎的名字命名的。这个长岛玉次郎不是一般人，他从1936年到1944年，在东北专门干策反抗日力量的勾当。他手下的工作班成员有日本人，有汉奸，有特务，这些人不拿枪上战场，而是专门研究怎么从内部瓦解抗联。
他们的手段不复杂，但特别阴险。先是想办法抓一个抗联干部，不杀他，只是拘留几天，好酒好菜招待着，然后暗示他：“皇军很赏识你，你要是愿意投诚，给你官做，给你钱花”。
一天两天没动静，一周两周就开始松动了。
一师政治部主任胡国臣就是这么栽的。
胡国臣在部队里是出了名的口才好，开会讲话能讲一两个小时不带喝水的。可这样的人偏偏骨头最软。胡国臣被抓后不到半个月就变了节，成了长岛工作班的新骨干。紧接着是一军参谋长安光勋，这人更猛，叛变之后直接进了长岛工作班，成了最积极的策反骨干。
这两位原抗联的高级干部，转头就开始帮日本人出主意。
主意之一，就是程斌的软肋——他妈。
程斌从小和母亲感情最深。他父亲去世得早，寡母拉扯着几个孩子过日子，日子穷得叮当响，但母亲从来没向命运低过头。程斌在外面打打杀杀这么多年，每次回家，母亲从来不劝他退，只说一句：“你要是对这个天下和你死去的父亲有交代，娘就放心了。”
现在呢，这个含辛茹苦拉扯他长大的老母亲，落到了日本人手里。
杨靖宇后来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说过：“程斌叛变的事，我是有责任的。如果我当时能早点想到敌人会拿他母亲做筹码，也许情况就不一样了。”
但这话说一千道一万也没用了。
1938年6月27日，天阴沉沉的，空气闷得让人心烦意乱。
程斌带着队伍在山谷里停下来休整。一师已经连续转战十几天了，战士们东倒西歪地躺在山坡上打盹，有些人饿得肚子咕咕叫，只能嚼些树叶来充饥。队伍的状态很差，补给断绝，疲劳到极限，越来越散的念头在队伍里悄悄蔓延。
程斌这个时候做了一个决定——叫来了两位政委，一个是六团政委李刺苏，一个是保安连政委屈丁，还有个不知名的政委记不太清了。总之他叫了三四个人到跟前，低头商量了一会儿，程斌说：“不行了，我们去碱厂弄点粮食吧，这么耗下去不是办法。”
李刺苏立刻呛声：“程师长，你这是什么意思？碱厂那是日本人据点，咱们这个状态送上门去不等于是投降？”
程斌听了这话，突然停下来，盯着李刺苏看了几秒钟。
那种眼神让李刺苏感觉到了不对。他下意识地往后让了一步，嘴张了张想要解释，程斌已经拔出了别在腰间的那把驳壳枪。
砰的一声闷响在山谷里炸开了。
没有征兆，没有对峙，甚至没有一句多余的废话。
程斌扣下扳机的动作干脆利索，就像他过去瞄准鬼子或者伪军射击时一样，又快又狠。李刺苏的身体猛地往后一倾，胸口的衣服顿时洇出一大片深色的血渍。他没来得及喊出声，甚至连惊讶的表情都没来得及摆出来，身子就软塌塌地倒在了草地上。
另外两位政委当场就愣住了。
他们面面相觑，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程斌手里的枪已经转向了他们。屈丁反应最快，程斌枪声一响，他就一把推开身边的一个干部，拼了命地往树林深处跑。程斌追了两步，在他身后又开了一枪，子弹从他耳边擦过，打在一棵碗口粗的柞木树干上，溅起的木屑蹦到了他的后脖子上。
其他战士被枪声惊动，从四处跑过来查看情况。程斌站在李刺苏的尸体旁边，手里的枪还没放下，脸上没什么表情。他扫了一眼越来越多围拢过来的战士们，大声说：“李刺苏和屈丁是叛徒，他们要叛变，六团政委已经被我就地正法，另一个打伤了跑了。”
战士们面面相觑，不敢质疑问难。
程斌的威信在这里摆着。他是师长，是这个队伍里说了算的人。战士们心里即使有疑问，也不敢在枪口底下说出来。
一天后，程斌亲笔写了一封信。
信纸用的是粗糙的草纸，墨是自制的松烟墨，字迹潦草但笔画清楚。信的开头写道“长岛阁下亲启，字云：久仰阁下威名，弟愿率部归顺皇军，效忠陛下，肝脑涂地，死而后已……”
这不是一封讨价还价的信，而是一封彻底缴械投降的信。程斌在信里表示愿意带着一师剩下的骨干力量全部投靠日军，但提了一个条件——保他母亲和哥哥的命，还要给他和他手下的人员安排合适的职位。
信送出去了，他又派自己的心腹连连长何贵友带着第二封信，分别送到碱厂长岛工作班驻地和他哥哥被关押的警察所，跟他们具体商量投降的时间和交接地点。
一切都在往最后的深渊推进。
6月29日傍晚，天边的晚霞烧得像血一样红。
程斌下了最后一道命令——召集全师班长以上干部开会。干部们零零散散地聚拢过来，有些人衣衫褴褛，有些人挂着伤，身上的绷带已经被尘土和汗水浸透成了黑褐色。
程斌站在队伍前面，表情平静得近乎冷漠。
他扫了一眼在场的人，清了清嗓子：“弟兄们，跟大家说个事。”
“咱们这仗打了这些年，吃苦流血，我程斌对得起你们。但是现在情况你都看到了，上级联系不上，粮食没有了，弹药没有了。我程斌不怕死，但是战士们也跟着白白送死，值不值得？”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缓缓扫过每个人的脸。
“我母亲和哥哥已经落在日本人手里了，你们也知道。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程斌在这件事上没什么可说的——今天，我要带着你们投降日本人。愿意跟我走的，从今往后吃香的喝辣的，绝不亏待你们。不愿意跟我走的，现在就可以走，我程斌绝不阻拦。”
最后一句话说得干净利落，但他的手始终没离开腰间的手枪柄。
会场上一片死寂。
有人低下了头，有人捏紧了拳头却没有伸出来，有人无声地流泪，有人脸色铁青但一动不动。几个程斌的铁杆心腹早就在人群中散布好了，腰里别着枪，怀里还抱着轻机枪，就等有人带头反对好立即镇压。
沉默持续了不知道多久。
然后，一个又一个的身影开始朝程斌那边靠拢。不是心甘情愿，而是别无选择。程斌手里有枪，他身后站着几乎整个机枪班的火力。这个时候站出来说一个“不”字，下场就是第二个李刺苏。
就这样，程斌带着三十多人的师部直属队和保安连，一共六十一人，趁着夜色，在程斌哥哥程恩和叛徒韩荣好的接应下，走下了他们驻守多年的山谷，钻进了日本人早就布置好的包围圈。
长岛工作班在山口布置了大量兵力，从三个方向把程斌的队伍合围得水泄不通。日本人没着急动手，而是在确认程斌真的来投降之后，才派人过来接洽。程斌当然看到了那些埋伏在暗处的日本兵身上的步枪刺刀闪着寒光，但他没有后退的余地了。
在随后的三天里，程斌又利用自己的身份，胁迫一师剩余的人员陆续下山投降。他用尽各种手段，连胁迫带劝诱，加上许愿封官许愿，总共拉走了一百一十五人。
东北抗联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部队，就这样分崩离析了。
日本人对这次策反行动相当满意。长岛玉次郎亲自接见了程斌，对他大加赞赏，说他是“识时务的俊杰”，并给他封了个相当有分量的官位——为日伪通化省警察大队大队长。
长岛玉次郎在接见程斌时，透过翻译对他说了一段话：“程桑，你的能力我很欣赏。在你的带领下，你的部队在打击抗日力量方面一定会做出重大贡献。”
程斌听到翻译的话以后，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他把这些听不懂的话都记在心里，没有表现出任何波动。
从那天开始，东北抗联的敌人名单上，增加了一个最可怕的名字。
如果说过去日本人在这个区域围剿抗联，就像是黑夜里盲人摸象，摸不着边际，那么程斌的加入就等同于把一个指南针递到了敌人手里。他在杨靖宇身边抗战十几年，对整个抗联第一军的战术打法、活动规律、人员配置、密营布局，可以说是了如指掌，闭上眼睛都能倒背如流。
过去，日本人的军队根本不敢在山里过夜——天黑以后深山老林是抗联的天下，他们在远处放几枪，就会有石头从各个山头砸下来，冷不丁一队抗联战士就会从夜色里冲出来杀他个措手不及。所以日本人只能在白天搜索，傍晚就撤，结果往往是白忙活一天，一无所获。
程斌提议改了打法：日本人白天扫荡，弄出的动静吸引抗联的注意力；他带着自己的人马，在天黑以后沿着山沟和密林摸进去，利用夜里抗联战士最容易松懈的时间段发起攻击。
这招太狠了。
杨靖宇不得不把他的司令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一场战斗刚打完就立刻转移，连伤员都来不及安置，因为程斌已经带着人摸过来了。
但程斌做的最致命的一件事，还不是改变战术——而是捣毁了密营。
密营，是东北抗联在深山老林里修建的隐蔽据点，是用来储存粮食、弹药、药品和衣物的秘密基地。这些据点通常设在非常偏僻的地方，需要翻山越岭才能到达，找到了还要对切口、对暗号才能进去。抗联能够和数十万关东军周旋十几年而不被彻底消灭，密营网络可以说是他们的生命线。
程斌知道密营的位置在哪里。他不仅知道，而且本人参与建造过其中最重要的几处。
程斌投敌后不久，就亲自带着日本人的“讨伐队”进山扫荡。从1938年夏天到1939年秋天，他带领伪警察大队逐一搜查，把杨靖宇赖以维系部队生存的密营一个个挨着摧毁。
每一处密营被端掉的时候，粮食被烧光，弹药被搬走，药品被销毁。那些年积攒下来的棉衣棉鞋、腊肉干粮、子弹手榴弹，全被日本人一扫而空。抗联的补给被彻底截断了。
据后来不完全统计，程斌这一通捣毁行动，导致抗联第一路军损失了至少两万斤粮食、上千发子弹和十几吨药品及其他军需物资。这组数字，对一个严重依赖后方补给的游击部队来说，是毁灭性的。
失去密营之后，杨靖宇的队伍变成了孤魂野鬼。他们不能在一个地方停留超过半天，因为程斌随时可能带着人摸过来。粮食吃光了就只能挖野菜、剥树皮，挖不到野菜的时候就只能煮皮带吃。战士们穿着单薄的夏装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中行军，一个接一个地倒下。
更可怕的是，抗联内部的叛变开始像瘟疫一样扩散。程斌的投降向所有人释放了一个信号——连杨靖宇身边最信任的人都投降了，这仗还有打下去的必要吗？
一连串的背叛接踵而来。抗联第一路军司令部警卫旅政委张秀峰叛变，带走了一大批机密文件；第一路军军需处长全光叛变，向日军泄露了最后几个秘密补给点的位置；杨靖宇身边的机要参谋丁守龙被捕后也倒向了敌人。
杨靖宇的队伍在不断缩小。从几百人到一百多人，再到几十人，到最后只剩下身边最亲近的三十来个人。
1939年底，天寒地冻。
这年关东的冬天来得格外早，十月刚过就开始下雪，到了十二月大雪封山，茫茫雪野一望无际。气温骤降到零下四十多度，滴水成冰。战士们呼出的热气在胡子上结成了白霜，又硬又扎。每个人的手上都冻出了口子，裂开的地方往外渗血，和衣服粘在一起了。
1940年1月到2月这两个月，对杨靖宇来说是一场没有尽头的噩梦。
部队在山林间一路后撤，所到之处除了冰雪就是枯木，连一口热的都吃不上。战士们越来越少，最后跟随在杨靖宇身边的只剩下三十多人。
1月21日，一个噩耗像棍子一样劈头盖脸地砸下来。
警卫旅的参谋丁守龙在战斗中中了日军的埋伏，被俘后供出了第一路军的全部作战计划，还供出了杨靖宇藏身的大致区域。丁守龙是东北讲武堂出身的高材生，文化水平高，脑子活，知道的事情太多了。程斌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组织“讨伐队”和日本关东军配合发动更大规模的围剿。
1940年2月2日，是一个值得被记住的日子。
程斌带着“讨伐队”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摸到了杨靖宇设在濛江县附近的一处抗联临时指挥部。清晨五点多钟，天还没亮，程斌的人就摸上了山头。他们先用轻机枪封锁住了指挥部的所有出口，然后用迫击炮轰击了几轮。
杨靖宇被炮声惊醒时，敌人的子弹已经在头顶上飞了。
程斌站在离指挥部大概四百多米远的山包上，用望远镜看着那片被炸得不成样子的临时掩体。他看得清清楚楚，杨靖宇带着战士们往东边突围去了。
“追！”他把手一扬，带着人就压上去了。
这次战斗之后，杨靖宇身边的部队又一次遭到重大损失，牺牲了十几个人，还有一些被俘，能跟着他继续走的只剩下不到三十人。
2月18日，一个更加致命的打击来临了。
警卫员朱文范和聂东华在濛江县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寻找食物时，被“程斌挺进队”的巡逻兵发现并击毙。这两个人跟杨靖宇最久，随身携带的有第一路军的机密文件、电台密码，甚至还有杨靖宇日常携带的一些私人物品。
程斌从缴获的物品中判断出，杨靖宇就在濛江县境内。
他立即把这一重要情报上报了日军关东军司令部，请求配合进行最后的大围剿。日军参谋长看到情报后拍板决定：务求一举歼灭杨靖宇。
1940年2月22日深夜，农历正月十五还没到，月亮挂在天上，清冷清冷的光洒在雪地上，让人看了心里发寒。
杨靖宇此时孤身一人在蒙江县三道崴子的一个地窨子里藏着。这个地窨子是一处废弃的猎人窝棚，用木头搭的上面盖着枯草，勉强能遮风挡雪。他身上的灰色棉大衣破了好几个洞，露出的棉花黑乎乎的，沾满了泥土和血迹。脚下的一双靴子已经走得不成样子了，鞋底快磨穿了，露出里面裹着的碎布条。
他已经五六天没吃过一粒粮食了。
他把干粮干粮袋拉到眼前晃了几下，里面空空的什么都没剩下。旁边的破铁壶里还有一些雪水，那是他从外面用搪瓷缸子端来的，烧都没法烧，因为火柴早在三天前就用光了。这些天唯一能下咽的东西，就是从窝棚周围挖的草根、树皮，还有拽下来的一坨棉花，合着雪水一起嚼。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味道，咬在嘴里软塌塌的，既不解饿也不补充体力，但总比什么都不吃强。
此刻他已经高烧不退，右腿的大腿根部有一个拳头大的脓疮流着黄水，是因为长时间不能换药，伤口感染化脓。他每次试图站起来，右腿就像被针扎似的钻心地疼。可他又不能坐下来休息，因为一躺下就再也起不来了，必须在天亮前找到吃的，必须活下去，任务还没完成，队伍还没突围出去。
22日天刚擦黑的时候，他听见外面有脚步声。他抽出腰间别的那把已经快打空了子弹的手枪，背靠着土墙，竖起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
来的是四个在附近砍柴的农民。
杨靖宇仔细观察了一会儿，确认这几个人不是敌人派来的探子，就把他们叫进了窝棚。他把身上仅剩下的几十块钱拿出来，递给为首的一个人：“老乡，麻烦你们帮我买点吃的，棉鞋也帮我买一双，能买什么就买什么，我太饿了。”
他再三叮嘱那几个人：“我在这的事，你们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谁都不能说。”
他想了想，又补了一句说：“如果你们见到敌人，就说没见过我。”
四个农民当中为首的那个叫赵廷喜。他接过钱，嘴上答应得挺好，连连点头说一定一定。转身走出窝棚口的时候，还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半躺在铺枯草上的身影。杨靖宇肩背靠墙，大衣裹着身体，脚上的鞋露在外面，破烂不堪地卷着边。
赵廷喜当时的表情有些异样，但杨靖宇没有注意到。
这个砍柴的农民，第二天去了蒙江县城。
他找到伪警察所，把杨靖宇的藏身地点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了日本人。
据说赵廷喜向警察所所长汇报的时候，所长给了他二十块钱做“酬劳”。二十块钱，在1940年的蒙江县城，大概够买几十斤玉米面。
赵廷喜出卖信息的当天晚上，日本人展开了最后的围捕行动。
日伪军用卡车装上满满一车人和重机枪，连夜奔向三道崴子。程斌的“讨伐队”也在这次行动的主力名单当中。从后来解密的日伪档案中可以查到，当天参加围剿杨靖宇的部队包括日军濛江讨伐队、长岛工作队派出的特别行动组，以及程斌领导的伪警察大队主力，总人数超过两百人。
2月23日下午四点多，被围困几乎整整一天的杨靖宇，最终在濛江县城西南六公里处的地标“四九〇高地”附近倒下了。
敌伪档案后来记载了杨靖宇将军牺牲的确切时间：1940年2月23日下午四点半左右。
当时杨靖宇背靠着一棵大树，右手握着枪，半跪在雪地里。他的棉大衣上全是子弹洞和血迹，灰白的棉絮从弹洞中露出来，在冷风中微微拂动。
敌方的机枪还在往那个方向扫射，树皮被打得四处迸溅。杨靖宇的右腿已经在几个小时前中了一枪，子弹贯穿过去，从大腿外侧打到后面，骨头碎了一块。鲜血浸透了棉裤，在零下四十几度的严寒中，伤口很快冻成了硬邦邦的一块，动一下都是钻心的疼。
即使这样，他依然撑着那把枪，一边击退敌人，一边试图往更深的山林里撤退。
近距离战斗持续了大约二十分钟。
随着时间推移，杨靖宇的身体逐渐支撑不住。他用尽了最后几发子弹，敌人趁机包围上来。最终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胸部，他在那棵大黑松树旁仰面倒地。
倒下去的时候额头上全是血，眼睛还睁着，看着头顶灰白的天空，雪还在无声地往下落。
牺牲后，日本人和程斌的“讨伐队”到达树旁，将杨靖宇的遗体运到了蒙江县城。为了向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邀功”，他们决定砍下杨靖宇的头颅并装在木箱里，让各地伪军轮番“瞻仰”，以震慑潜在的抗日力量。
据程斌后来自己交代，那天在蒙江县城外的一处临时驻地，程斌被叫去辨认遗体。他站在那里，看着那具被冻僵的躯体蜷缩在地上，沉默了片刻。
然后他开口说了四个字：“是他，没错。”
据说，那天程斌的脸色很不好看，眼角有点红，回了帐篷以后抽了好几根烟。
没有人知道那时的程斌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是对这个曾经视他如兄弟的老首长的愧疚，还是对自己不义之举的恐惧，又或者只是担心自己的前程会因为这一幕而变得不太吉利——这些念头或许都混杂在一起，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1940年2月24日，杨靖宇牺牲后的第二天，日军在蒙江城外举行了一次所谓的“讨伐杨靖宇胜利庆功大会”。
程斌坐在伪警察队伍的队列里，面无表情地看着日本人把杨靖宇的头颅装在一个玻璃箱中，高高举起展示给在场的所有日伪军士“瞻仰”。
庆功大会上，一个日军军官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对着伪军们训话：“看到了没有，这就是反抗皇军的下场……”
会议结束后，程斌被日本军官叫到前面，和几个日伪的高级军官一起拍了一张所谓的“表彰大会留影”。照片里，程斌站在日本军官的旁边，穿着一身崭新的日伪警察制服，腰间配着短剑，表情端庄得像在参加一场婚礼。
这张照片在热河省档案馆里被保存了许多年。
1945年8月15日中午。
程斌当时正驻扎在热河省承德地区的一处日军据点里。他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日本天皇裕仁颁布《停战诏书》的消息时，正在吃午饭。碗里的饭还没吃完，筷子停在半空中好一会儿没动。
他把碗放下，起身走到院子里，仰头看着天空发呆。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知了在树上一声接一声地叫着，叫得人心慌。
旁边几个原来在日军部队里当伪军的小头目正六神无主地乱转。
“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完蛋了——”
“日本人都完了，我们是不是也……”
好几个人涕泗横流地跪在地上，不知道是在求老天爷还是在求什么鬼神仙。
程斌回头看了看他们，没有说话。他一向不怎么在人前表露自己的心思，但这个时候他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活下去。
投降？
不可能。
等待被清算？
更加不可能。
程斌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冷静下来，理清了自己的思路：必须立刻和日本人切割干净，必须找到新的靠山，必须拿出足够能“赎罪”的东西。
他身边还带着几十号原来的伪警察大队人马。这些人跟了他好几年，身上都背着一屁股血债，如果被抓到恐怕就地枪毙都有可能。程斌把这些人召集起来，用他一贯的不紧不慢的语调说：“日本人完蛋了，现在兵荒马乱，各处都在捉汉奸特务。你们都跟我多年，我不会丢下你们不管的。我现在去找门路，你们别急，等着我。”
他把最重要的一批人留住，然后做了一件事——把原来关押在据点里的几个日军俘虏“解救”了出来。
这几个日本军人是在最后阶段被苏军击溃后，逃到热河地区然后被程斌的伪警察部队顺手扣押的。程斌在自己的计划里把他们利用起来——作为他向国民党“投诚”的见面礼。
1945年9月初，程斌带着几个日军俘虏和一部分亲信，主动找到国民党部队的驻地去联系。
他穿着整洁的旧军装，带着一摞他自己手工写好的履历报告。在报告里，程斌说自己是东北抗日联军的高级干部，这些年是为了“潜伏”在伪军内部才不得不与日本人合作，现在抗战胜利了，终于可以归队请功了。
国民党那边负责接收的军官看着这几个日军俘虏和程斌身边几十号精壮人马，嘴上说“你们的身份还需要进一步核实”，实际上心里已经动了，因为这实打实的“战果”摆在面前，不由得我不信。
就这样，程斌不仅没有因为汉奸罪名被清算，反而堂而皇之地进入国民党部队，并且很快就被授予了少将军衔。
给了副师长的位置，这让程斌在这些前伪军中声名大振。各地的投靠者络绎不绝赶来投奔他。
程斌很得意，他觉得自己这步棋走对了，彻底走对了。
但他高兴得有点早。
1949年初，解放战争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基本上走到了尽头。程斌又一次发现自己站错了队——他在国民党部队里的那点身家，等解放军的部队开进来，恐怕连渣都不剩。
必须再次跳槽。
程斌销毁了在国民党部队期间的所有文件，清理了一切可能暴露身份的材料。他从国民党军队溃退的乱局中抽身出来，悄无声息地回到东北，找到了一位早年认识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声称自己是“当年抗联解散之后被迫流亡的干部，这些年一直在寻找组织”。
那位地下工作者没有完全相信程斌的话，也没有完全怀疑。他只是把程斌的情况向上级报告，等待组织来决定。
消息往上传递的同时，程斌开始在一个关键问题上撒谎——他的身份信息。
他把自己的名字从程斌改成了程杰，把籍贯、父母姓氏、家庭住址等提供给了组织。通过这些改动，程斌成功切断了与过去那些罪恶之间的最直接的联系。
时间不久，程斌就以“程杰”的身份被吸纳入华北军区后勤部军械处，没过多久又被调到了北京东城区军事管理委员会物资储备科担任科长，这算是进入了解放军队伍内部的核心圈子了。
从1950年到1951年被捕之前的这段时间，是程斌一生中最安稳也最心虚的日子。他在北京过着平静的生活。
每天早出晚归，骑着一辆半旧的飞鸽牌自行车从住处到单位两点一线。
他的媳妇张氏知道他过去的一些事，但不完全了解。张氏一直以为程斌只是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土干部，顶多打过仗、立过功，却不知道这个男人手上沾的是什么人的血。
大院里的人都说程科长平易近人，和谁说话都挂着笑。一到逢年过节，程斌总提前组织办公室的人大扫除，然后挨个给大家发些花生糖果，还会跟大家开开玩笑，气氛甚好。
下午下班回来，他经常去胡同口的小酒馆打二两酒，切一盘猪头肉，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小酌。这样的生活维持了两年多。
现在这一切都因为一个叫刘其昌的人，被画上了句号。
1951年4月末，程斌被正式逮捕之后，很快就进入了司法机关的审理环节。上级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因为这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汉奸特务的案子，而是关系到东北抗联那段历史该怎么定义的大事。
负责这个案件的审判机关是热河省人民法院，因为程斌在热河地区做了很多年的恶。从1940年到1945年，他在热河省带领伪警察大队围剿过大大小小几十次抗日武装，打过几十仗，杀过几十人，每一桩每一件都够他死上好几回了。
审判那天，程斌被带进法庭的时候，穿着一件灰蓝色的旧棉袄，头发剃得很短，面容消瘦，眼眶深陷，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几岁。手脚上戴着手铐脚镣，走起路来哗啦哗啦地响。
法庭设在承德市里的一座旧衙门改造的大厅里。大厅的窗棂子是木头的，糊着纸，透进来的光线昏昏暗暗，照在台阶上拉出一道长长的影，在青砖地面上扭扭曲曲的。
庭长是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穿着一身藏蓝色的中山装，表情严肃。他说起话来一字一顿，像是在宣读一段早已铭记在心的证词。检察机关的代表坐在一旁，面前摊开着厚厚一沓用毛笔和钢笔混合写成的审讯记录，足有好几厘米厚。
公诉人用平稳的语调念起诉书，历数了程斌从1938年叛变投敌以来，长达十三年的罪恶历史。从带着115人投靠日本人到率领伪警察大队围剿抗联，从摧毁70多处密营到配合关东军追捕杨靖宇将军，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锥子，扎在在场所有旁听的人的心上。
旁听席上坐着不少群众。他们中有当年在抗联队伍里战斗过的老战士，有被程斌的“讨伐队”祸害过的当地百姓的后代，还有一些是慕名而来的群众，想亲眼看一看这个害死民族英雄的叛徒究竟长什么样。
程斌站在被告席上，低着头，没人知道他此刻在想什么。
整个审判过程中，程斌的表现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认罪。没有争辩，没有抵赖，甚至连最基本为自己辩解的话都很少。检察官每念一条罪状，问一次“被告程斌，你是否承认”，他就简短地回答一个字：“认。”
当问到杨靖宇将军遇害那一段的时候，法庭里安静了很久。庭长沉默了片刻，才开口问：“程斌，1940年2月23日，你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
程斌没有说话。
旁边的看守推了他肩膀一下。
程斌抬起头，嘴唇动了动，发出沙哑的声音：“我在蒙江……当时我是日伪通化省警察大队的大队长，配合日本关东军讨伐队围剿杨靖宇。杨将军牺牲那天，我就在战场附近，被找去辨认遗体。”
他的声音不大，在法庭里听得清清楚楚。旁听席上有个老汉突然站起来，指着程斌破口大骂：“畜生！杨靖宇把你带出来，你还他的命！”
这句话像一把刀子一样，扎进了在座每个人的心里。
庭长敲了一下法槌，示意旁听席安静。程斌一句话也没有回，只是低着头，没有任何反应。
公审进行了一个下午。法庭最后的判决是大厅里一锤定音的——死刑，立即执行。法官念出判决书的最后几行字的时候，声音平稳而坚定：被告程斌，犯叛国罪、汉奸罪、反革命罪，罪行极其严重，证据确凿，没有任何可以从轻处罚的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有关条款，判决如下——判处被告程斌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庭长读完判决书，回头和旁边的审判员低声交换了一下意见，问了程斌一句：“被告程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程斌依旧低着头，声音闷闷的：“没有。”
按照当时的法律程序，这个判决依法需要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才能执行。因此，法院在判决时也向旁听席宣布了这一点：最终的死刑执行，要等最高法的复核结果下来之后才能实施。
1951年5月12日，复核结果回了来了——同意执行死刑。
程斌从被判处死刑到被执行枪决，中间隔了十来天。这十来天里，他一直被关押在承德市的一处看守所内。同囚室还有一个盗窃犯。据同囚室那个人后来回忆，程斌最后那几天吃得很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有时候爬起来靠着墙发呆，有时候在水泥地上来回踱步，不知道在想什么。
1951年5月12日当天，程斌被五花大绑着押上了一辆军用卡车。车上已经坐了五个犯人，有男有女，有的在大声喊冤，有的在默默流泪。程斌一路上始终没有开口。
卡车的车厢是敞篷的，冷风从外面灌进来，呼呼地吹着。程斌缩了缩脖子，他的棉袄还没脱，在5月份已经有些热了。囚车从看守所一路开到郊区的一片开阔地，这里地势平坦，周围没有居民，是承德市常用的刑场。
程斌被推下车的时候，天色正好是下午，有点灰蒙蒙的，云层很厚，空气闷闷的。
行刑地点选在一片荒地上，旁边的荒草已经长到了膝盖高，随风摆动。警务人员把程斌押到行刑位置，解开他身上的绳子，示意他背对着行刑的战士站着。
程斌转过头看了一眼身后。
他看见站在不远处的一个年轻士兵，操着制式步枪，目光坚定地看着他。那条枪的枪口黑洞洞的，看起来格外的深，不知道能装下多少故事。
行刑指挥官喊了声准备，那个士兵把枪端平，枪口对准了程斌的后脑勺。
程斌最后的时刻显得异常平静，甚至有一种解脱般的松弛。他缓缓地闭上眼睛。嘴巴微微翕动了几下，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声音也没有发出来。他脸上的表情定格在那里，看不出恐惧，也看不出悔恨，只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空旷。
“砰——”
一声枪响在荒郊野外回荡开来，惊起了田地里的几只乌鸦，扑棱着翅膀飞向了灰蒙蒙的天空。程斌的身体像一口布袋一样往前一栽，倒在荒草丛中，抽搐了几秒钟后彻底不动了。
距离杨靖宇牺牲的1940年2月23日，已经过去了十一年零两个多月。
十一年前，他跪在日本人在山头庆功的时候，心里多少笃定了没有流血的惩罚。十一年后，他以同样的姿势跪在了家乡这片曾经被他践踏过的土地上，以血偿血。
程斌被执行死刑的消息传到北京，传到沈阳，也传回了东北抗联老战士的圈子里。一些已经转业到地方工作的老战友们坐在一起，沉默着抽了很久的烟。其中一个人把烟头摁灭了，说了一句：“将军，你可以真正安息了。”
没有人再说话，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声音很重，一下一下敲在人的心上。
从1951年镇反运动开始到最后被绳之以法，程斌的案子在当时的轰动程度，丝毫不亚于任何一起重大案件。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用这八个字来概括程斌的一生，可以说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杨靖宇将军的英名依然传颂在中华大地上。他的故乡河南确山县被命名为“靖宇县”的那条街，每年在杨靖宇的诞辰日、殉难日都会有人自发前来缅怀。白山的松涛，黑水的浪花，年复一年地诉说着那段悲壮的历史。
而程斌这个名字，则和那些在中国历史上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名字一起，永远地沉没在了历史的淤泥里。他或许以为自己曾经做得天衣无缝，可以改变出身，换一张脸活下去。“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几个字，终究不是写在墙上的标语，而是刻在每个人命运中的烙印。
参考资料
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公开档案资料，关于程斌叛变投敌的档案记录与史料汇编
热河省人民法院关于程斌案的审判记录与判决书档案
日伪关东军档案中关于杨靖宇将军牺牲时间、地点的官方记录（1940年3月形成股票配资成本，黑龙江省档案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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